走出帝制,世界上现在还有封建帝制王朝的国家吗?

没有了，世界上最后一个封建国家“锡金”在1972年被印度吞并后，封建制度在世界上就算消失了。

封建君主制的国家现在已经没有了,但采取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还有很多,尼泊尔王国也是君主立宪制国家。
世界上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一般认为有:
欧洲:英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安道尔、摩纳哥、列支敦士登、梵蒂冈。
亚洲:日本、柬埔寨、泰国、尼泊尔、不丹、马来西亚、文莱、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约旦 、阿曼
非洲:摩洛哥、莱索托、斯威士兰
大洋洲：汤加
另外，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图瓦卢属于英联邦国家，他们的总督虽然由英女王任命，一般不列入君主立宪制国家，但有部分学者认为他们也算君主立宪制国家。
补充: 斯威士兰政治：1978年10月制定的宪法规定，斯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不分肤色和信仰、人人平等地享有自由和公正的国家；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国王为权力至高无上的国家元首。其行政权通过由首相主持的内阁行使，立法机构议会的作用仅限于辩论政府提案并向国王提供咨询。
从其宪法中可以看出,斯威士兰君主制带有封建色彩,但从其整个社会性质看,他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

是封建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君主世袭或独裁，主要看这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和阶级矛盾，举几个例子，法国第三帝国时期拿破伦称帝，拿破伦也是很独裁和专制的，但这个帝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在希特勒时期，希特勒够专制够独裁了吧，德国还被称德意志第三帝国，但还是算资本主义国家啊。

李鸿章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 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 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对世界的认识提出了一个主张，“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 ”。他这个观点是在同治年间就提出来了，这个看法蒋廷黻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十九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 李鸿章讲“三千年未有”，“三千年”指西周开国到 这个时代有三千年。从西周开国一直到晚清经过了多少朝代的更替，经过了多少异民族的入侵，中国折腾来折腾去都不能和今天这个大变局相比拟，他朦胧的感觉到了这个大的变局。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这个大变局实际上就是近代化。近代化是1840 年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以后，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工业化的浪潮，近代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对中国这个古老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1840 年英国完成工业革命、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开始实行农奴制改革、 1861 年实行农奴制改革；1868 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而且在这个时候，美国打完了南北战争；德国普鲁士1866 年打败了奥地利、1871 年打败了法国普法战争，所以整个世界都 是在这个时候向近代发展迈步的。 能够看到世界的发展，看到整个世界局势的重大的变化，这在那个年代在他同时代的所有人当中，可以说没有人能够超过 ，他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看得最清楚。 李鸿章把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后中国社会的变化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或“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语一出即不胫而走，至今仍屡屡被人引用。早在同治十一年即1872 年就能够作出如此深刻的判断，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中国旨在应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挑战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变局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1、世界的经济基础改变 几千年来基本一直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政府需要面对的经济问题一直都是农耕问题，最多再把握好盐铁就基本差不多。如今面对工业社会的冲击，整个经济基础面临完全颠覆。 2、国家政策几乎面临完全改变 传统的国家政策对内基于农业社会下的帝国制度，对外基于较为封闭的东亚文化圈的朝贡体系。如今，前者经济基础面临完全改变，后者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现代民族国家思想冲击完全解体。原有的政治思想和相关政策与现行状况完全搭不上边，需要有颠覆性的改变。 3、知识结构和学术思想面临大规模的改变 传统的中国社会，知识结构以道德文章和经世济国学问为主，自然科学方面主要为实用技术为主。现代意义的理学、工学、经济学、生物学、医学完全没有。而现在突然间这些原来几乎没有的学问变成了世界最主要最主流的学问，原来的知识结构和学术思想都要有大规模的改变。 4、道德理念、信仰和价值观面临巨大改变 西方的强烈冲击，使得自身原有的颇为自信的价值观被原来被看不起的西方价值观大大颠覆了。 扩展资料： 李鸿章的后世评价 1、赞赏 （1）李鸿章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 （2）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 （3）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2、诟病 （1）虽然那些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 （2）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 （3）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

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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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下面的这些观点：
一、关于“中国近代”的概念严格说来，“近代”这个词，并不是社会发展史上指称某一确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概念。使用上很不统一。一般而言，就欧美目前来说，是把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作为“近代”的开始。所以世界历史是把最早的资 产阶级革命爆发（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历史开端的标志。但中国情况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我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端，并不是由于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到了要求取代的封建生关系的程度，因而导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就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而主要是由于外来的侵略。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把中国推到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半封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这个社会虽然后来也产生了资产阶级，也曾有过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阶段，但是难以说它是一个完全的资 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来说，它约略地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这样说来，就是把半殖民半封建的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当然，国外有的历史研究者不这样看，他们把中国近代的起点上推到十七世纪中叶清朝建立的时候，一方面强调与西欧历史分期的对应性，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是不科学的，我们还是着眼中国社会的特点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告结束。那么是不是应该把整个这一时期都算作“中国近代”史呢？从科学意义上讲，应该是这样。这一观点，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例如荣孟源在1956年写的“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一文，就明确表示赞同中国近代史的断限从1840年起到1949年9月止的意见）后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到现在看来，应该说得到了基本公认。但是从教学习惯上，一般还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这段历史划开，前半段作为“中国近代史”。后半段归入“中国现代史”。也就是说，只把旧民主主义阶级归入“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归入中国现代史。虽说这两个阶段确有不同的特点（主要是革命领导力量不同），但社会性质并没有变，都应划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和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较，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它的历史变化非常迅速和剧烈中国古代历史时间漫长，内容丰富，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也就是生产方式、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看，应该说是处于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变化非常缓慢，外国一些学者对此大感惊异不解。例如：大文豪雨果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而大名鼎鼎的黑格尔曾这么说：“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与闻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当时德国还有学者说：“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它没有过去，而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存在的国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朗克（1795-1886）的说法更典型：“中国人民永远静止的人民”（见《中外文化交流史》页118-119）当然，这种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偏见，但确也反映出，与外国古代历史相比，中国古代历史变化较小。中国近代历史就不一样了。算到新中国成立也不过110来年的时间，而历经新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可以说是飞跃式的变化。除了社会性质，革命阶段的变化之外，在其他多方面也表现出来，譬如，单说我们要讲的近代80年中，就发生了不下十余起震荡全国甚至有国际影响的战争、事变以及人民反抗的重大斗争。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化之剧烈，我们学习当中应注意体察。第二，它的社会变化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主要源于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一的社会形态。它的表现可以分这么几点来大致看一下：（1）表现在生方式上。中国近代始终处于旧的生产方式衰败而末死亡，新的生产方式产生而末壮大的状态。封建经济，在鸦片战争后呈衰败趋势，但封建经济的基石，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始终没有完全瓦解，相当一部分穷乡僻壤，甚至直到解放初，这种痕迹仍比较明显，而应该作为社会上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却主要又不是来源于明末清初以来曾经孕育于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几乎都被摧残殆尽），而是由依附于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的商股和较小规模的商办企业，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很有限，在社会生产中始终未能占主导地位。而外国资本则比民族资本要强得多。这样，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就有地方经济、小农经济、不同成份的资本主义等经济多种形态。总之在近代中国始终是多种经济并存，并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出现就代替了旧的生产方式那么单纯。（2）表现在阶级结构上。正是基于上述一点，各种经济成份交错并存，相应，也就造成多种阶级力量并存，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状况。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最基本的阶级。而中国近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存，所以主要就存在有四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另外，还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有奴隶主和奴隶、农奴主和农奴的存在，不占主要地位）。而这四个阶级各自内部情况又比较复杂且处于剧烈的分化变动之中。例如官僚、买办、商人等形成的资产阶级，许多人前身就是地主，甚至一身兼地主、资本家二任。农民和工人阶级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就是破产农民中的一部分人流入城市，充当了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成为工业无产者。就单说资产阶级吧，阶层十分复杂，可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而民族资产阶级之中，又明显地表现出上层和中下层的阶层的分野。总之，中国近代的阶级状况是很复杂的。（3）表现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交织。中国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比较单纯，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到了中国近代，不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存在，而且又加上了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对主要矛盾，中国人民肩负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微妙的，即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勾结联合的一面，具体情况又因时因事而异，所以，近代中国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格局就十分复杂。（4）还表现在中国是列强共同控制、侵略的半殖民地这样一种特别状况。近代中国既不象独立的国家那样，也不象被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完全殖民地那样，它是被列国诸国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列强各国的社会特点、地理环境、国力强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等条件不同，因而侵略中国的手法、特点也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又都力图控制和影响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挟持一派或几派政治势力。在侵略当中既相勾结又相争夺，都想尽多地攫取侵略权益，但又不能独吞中国这块肥肉，不能不保持一定均势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状态。这也增加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三）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是胡绳同志于1954年在该年度《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首先系统地提出的，该文题目就叫《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在此以前，中国近代史著作一般没有作明确的历史分期，多是“纪事本末体”，就是：以重大事件为主干，分若干章分别交待各事件的来龙去脉，评述其成败利钝和历史意义等（像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基本就是这样）。这种体裁、体例的优点是能使读者对某一特定史事的全过程有较完整的了解，但由于一般是以政治事件的始未为主题，从而易于忽略与此事件相联系的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且不易显示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和规律。自胡绳同志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结果 ，胡绳同志在其文中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为学术界所公认，几成定论。所谓“三个高潮说”，是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从中国近代历史划出三次革命高潮时期：第一次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是甲午战后的几年，也就是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第三次是由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到辛亥革命时期；三次革命高潮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据此分别以每一次高潮为一个中心，将整个中国近代史划分为从时间上能够衔接起来的三个段落：一是1840-1864年；二是1864-1901年；三是1901-1919年，多年间不管是教科书还是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一般都是这个模式。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展开了第二次大讨论。这次讨论是以李时岳同志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为起点的。这篇文章是主张按照如其标题所示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旨在把资产阶级运动的发生、发展认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人将这种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不过，文章中也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基本线索中的最初一阶。李时岳同志对将他的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也表示不同意（主要是不同意数码“三”，至于“阶梯”之喻，他表示很欣赏），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四个阶梯说”。“三个阶梯”也罢，“四个阶梯”也罢，反正是突出资产阶级运动这条线索，这一点很明显，这和“三次高潮说”大不相同，是对“三次高潮说”的挑战。具体历史事件上，两者的分歧和差异主要在于：在“三次高潮说”中，没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突出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在“四个阶梯说”中，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排去了义和团运动

北洋政府时期。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三权分立”大体可以指这一时期（虽然临时大总统是临时参议院而不是全民公投选出来的）。“三权分立”指临时大总统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掌握行政权。临时参议院掌握立法权，但无法弹劾临时大总统。最高法院在得到临时参议院的弹劾要求后才能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判，院长由临时大总统任命。 在允许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的政体由总统制改为议会制（即责任内阁制），以期限制袁世凯的势力。 国务院（责任制内阁）是政府，由国会的多数党组成，国会议员可随时对其提出不信任案，一旦国会通过，此届国务院倒台。 临时大总统仅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一切命令要得到临时参议院的同意和国务总理的副署才可生效。 最高法院职责不变。

广东革命根据地是通过两次东征得来的。 广东省在辛亥革命时就有很好的革命基础，群众基础好，远离北洋军阀统治中心，并存在一部分忠于革命的力量。孙中山授命蒋介石组建忠于自己的第一支军队——粤军。此后，孙中山开始着手组建广州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并且在蒋介石所部粤军第二军和黄埔军校学生军的基础上组建国民革命军。 1925年中国广东革命军队对盘踞在广东东部的军阀陈炯明的两次征讨。陈炯明自1922年冬退据粤东东江一带后，一直和广州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相对抗。1924年冬，他乘孙中山北上之机，准备进攻广州。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决定进行东征，以黄埔军校学生军和粤军为右路军，由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统领，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作为东征的主力；滇军杨希闵部为左路军，桂军刘震寰部为中路军。但杨、刘按兵不动，暗中勾结陈炯明。黄埔学生军和粤军勇敢作战，连战皆捷，打垮了陈炯明军主力。6月，杨希闵、刘震寰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唐继尧等军阀的支持下，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黄埔学生军和粤军立即回师平定叛乱，全歼叛军两万余人。 嗣后，广东革命政府由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黄埔军校编练的军队及粤军、湘军、滇军等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至五军。这时，陈炯明以3万之众重新占领东江一带，企图东山再起。国民政府决定以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任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兼第一军党代表，何应钦、李济深、程潜分任3个纵队纵队长。东征军自10月1日起陆续出发，经过激烈战斗，一举攻占惠州。3个纵队继续分路进击，11月初收复潮安和汕头，全部歼灭了陈炯明军在东江的主力 。同时，国民政府又先后收复粤北、粤南和海南岛。 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的胜利，统一了广东全境，为后来的北伐战争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岁月中，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也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并最终将历史延续到了现代，这才有了我们如今的生活。 不可否认的是，在岁月的长河中，无论中华大地上的政权如何变迁，中华儿女们最终都靠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存活到了现在，并用自己的努力为后世的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而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赞扬的，中国的历史，也是值得肯定的。显然的，这是中华儿女对中国的共同想法，但是这样的想法，却遭到了黑格尔的质疑，他甚至表示“中国历史的本质就是没有历史”，这是为何呢？ 黑格尔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其时代晚于康德，也是德国19世纪唯心论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黑格尔的思想，标志着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运动的顶峰，对后世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黑格尔在后世争议很大，一派认为黑格尔的思想为自由主义开辟了一条新的出路，而另一派认为黑格尔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为法西斯主义提供思想基础。 倘若想要明白黑格尔的言语含义，就需要将历史回溯到他生活的年代。黑格尔生活在公元1770年8月27日到公元1831年11月14日，这段岁月中，中国处于乾隆、嘉庆以及咸丰三个皇帝统治的时期。 而黑格尔所说的“中国历史的本质就是没有历史”这句话出自《法哲学原理》，于1821年出版，也就是说，黑格尔提出这句话的时候，大概率是处于嘉庆和咸丰两个皇帝的统治时期。 当时的欧洲展开了一场工业革命，科技带领人们走向了不一样的未来，然而中国却过着保守的日子，乾隆皇帝甚至于还以世界中心自居，嘉庆和咸丰皇帝也没有为了社会进步而做出较大的贡献。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其实黑格尔确实是有批判中国的权力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就连我们自己都看不起，因为清朝的无能统治者们不懂得不进则退的道理，也没有预感到即将到来的灾难。 在黑格尔的眼中，中国的历史便是几千年一贯的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封建统治制度。虽然在这段岁月中，中国大地发生过多次的战争，也不断地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的王朝，但是其实这都是重复的事件，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其实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恩格尔的言语确实有可取之处，而中国此时的保守，确实应当受到一定的诟病。 不过黑格尔直接对中国历史进行否定，却是不可取的，毕竟中国历史上也经历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也创造出了不少经典的东西，比如古代的四大发明，而中国的火药，更是给西方带来了巨大的启示。而这一切，都是无法否定的。所以说，人们不可能因为一个国家一时的失意和保守，而直接否定这个国家存在的意义，这是不可取的，也是片面的。

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历史改变。” 他这么说， 那么是否证明西方都有历史，而且不学中国这种轮回式的反复颠覆？ 西方的发达是否因为历史的延续而能够准确的：“站在历史的肩膀上？又或称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为什么中国不能“站在历史的肩膀上”循序渐进的发展？ 西方整个现代化的先驱是英国。他的历史是什么样子，是否运气很好，没有经历过浩劫，文明传承能够延续？ 如果按不经历浩劫，按自己的套路循序渐进即可获得“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资格的话，那么，之前很多看似幼稚的问题：“如果某某朝代能够延续，是否中国会先进入现代化”，“如果明朝XXX 而不是清朝xxx 那么是否xxx” 等，是否可以有全新的答案？ 按这个道理来讲，是否可以反推导出：“暴力革命 和 武装暴动”在民族综合收益的绝对消极性？ 文明和发展如果不靠暴力革命得来，那他是靠什么得到的，英国以及其类似文明的其他欧洲各国究竟以何种方式获得了其正确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