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乾学简介

人物生平 早年时期 徐干学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十一月二日（11月24日），自幼聪明，8岁能文。顺治七年（1650）与吴伟业、尤侗、朱彝尊等在嘉兴组织十郡大社。 顺治十一年（1654年）徐干学进入太学。康熙九年（1670）徐干学参加殿试，御赐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徐干学是顺治十六年（1659年）状元徐元文、康熙十二年（1673年）探花徐秉义的大哥。人们称徐氏三兄弟为“昆山三徐”。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是他们的舅父，三兄弟都曾得到顾炎武的捐助。 仕宦著学 康熙十一年（1672年），徐干学作为副考官，与蔡启Q一起典考顺天府乡试。他从已被放弃的试卷中挑出了韩I，可以说慧眼识才，最终韩I夺魁，成为状元。而由于他的此举，使文体发生了古朴而清新文雅的变化。后来，由于副榜遗漏汉军卷未取，遭给事中杨雍建弹劾，徐干学、蔡启Q二考官被降一级调用。 康熙十四年（1675年），徐干学捐复原官，后升为左春坊左赞善，充任日讲起居注官。不久，他的父母先后去世，丁忧回老家。 康熙十五年（1676年），徐干学在别人帮助下，开始编纂一部关于丧礼的重要著作《读礼通考》，计一百二十卷，他博采诸家之说，剖析义理十分透彻。后来经多次校订，在他去世两年后，由他的儿子开始刊行。应当指出，用于编纂此书的某些资料，乃抄袭万斯同。 康熙十九年（1680年），他为纳兰性德搜集唐、宋、元、明学者的解经之书，纂辑成《通志堂九经解》一千七百九十五卷。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徐干学被任命为《明史》总裁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为翰林院侍讲。后来徐干学升为侍讲学士。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徐干学的儿子徐树屏、侄子徐树声等都考中顺天乡试。康熙帝一看所中大都是江南浙江籍，在来自南方的应试者中，居然有文理悖谬，文体不正的也中了举，康熙帝命令再勘察考卷。结果将原来典考的官员革职严办，徐家两名子弟也双双落第。年底，徐干学迁任詹事府詹事。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大考翰林詹事于保和殿，徐干学列为一等，徐干学和韩I、孙岳颁、归允肃等获皇帝褒奖赏赐，随即升徐干学为内阁学士、在南书房值班。徐干学出任《大清会典》、《一统志》副总裁，教习庶吉士，为庶吉士编纂一部《教习堂条约》，此书后来收入《学海类编》。同年，由他主持诠释康熙帝钦定的《古文渊鉴》脱稿，全书六十四卷。这一年，户部郎中色楞额疏请禁用明代旧钱，户部尚书官科尔坤、全国柱等随声附和。徐干学上奏，认为新、旧钱应兼行并用。指出如果设立严禁旧例，恐怕会无端产生麻烦和骚扰。最后，康熙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徐干学授任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次年，升左都御史，并兼任《一统志》编纂局总裁。一年后，徐干学任会试主考官，不久，擢升刑部尚书。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徐任左都御史时，与明珠亲信佛伦、余国柱结怨。后来徐干学又与索额图、熊赐履勾结，反击明珠。徐干学利用其门生郭L弹劾明珠，明珠、余国柱遂罢相。李光地说徐干学“谲诡奸诈”。当时的民谣说：“九天供赋归东海（徐干学），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徐干学迁任左都御史，复劾罢擢升刑部尚书。任上，他整肃台纲，劾罢甘肃、山东两总兵。 乞归被劾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湖广巡抚张F爆发贪污案，张F被逮捕问罪时，供出曾向徐干学行贿，并涉及高士奇和陈廷敬。后为康熙所庇，事遂不了了之。后又被许三礼劾“既无好事业，焉有好文章，应逐出史馆，以示远奸”，徐干学上疏请“放归田里”，五月，康熙准徐干学罢官，携书局即家编辑，随行有阎若璩、顾祖禹、胡渭与黄虞稷，致力于《大清一统志》编修，又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与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排比正史、参考诸书，纂成《资治通鉴后编》—百八十四卷。 康熙三十年（1691年），徐干学因曾写信给前任山东巡抚钱钰，包庇朱敦厚，事发后，徐干学、钱钰均遭到革职。其子徐树敏亦被举发私收馈金。康熙三十年（1691年）江南江西总督傅拉塔（《清史稿》作傅腊塔，明珠的外甥）弹劾徐干学及其弟徐元文不法之事“招摇纳贿，争利害民”共十五款，闰七月二七日徐元文“惊悸呕血而死”。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至三十一年（1692年）间，徐干学一家被控不法事有二十多起。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下谕大学士推举文章学问超卓的人上来，王熙、张玉书等举荐了徐干学与王鸿绪、高士奇，康熙帝命他们来京修书。徐干学在之前已经逝世，遗疏将自己编著的《一统志》进与康熙，康熙下诏恢复他之前的官职。 主要成就 徐干学著作等身。康熙朝钦定官书，十之八九都是他监修总裁的，被世人看重。死后遗疏，呈进其所纂的《一统志》，可谓撰写终生，死而后已。徐干学回南方编纂《大清一统志》时，邀请一些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到苏州西南太湖的洞庭湖别墅中参与编纂。这些学者中有阎若璩、顾祖禹、胡渭与黄虞稷。徐干学与这些学者不辞辛劳编纂《大清一统志》。所据资料主要取自徐干学著名的藏书室“传是楼”。 人物评价 《清史稿》：儒臣直内廷，谓之“书房”，存未入关前旧名也。上书房授诸皇子读，尊为师傅；南书房以诗文书画供御，地分清切，参与密勿。干学、士奇先后入直，鸿绪亦以文学进。乃凭藉权势，互结党援，纳贿营私，致屡遭弹劾，圣祖曲予保全。干学、鸿绪犹得以书局自随，竟编纂之业，士奇亦以恩礼终，不其幸欤！ 许三礼：“既无好事业，焉有好文章，应逐出史馆，以示远奸”。 万斯同《传是楼藏书歌》云：“东海先生 *** 书，胸中已贮万卷馀，更向人间搜遗籍，真穷四库盈其庐。” 黄宗羲在《传是楼藏书记》中赞扬他说：“世之藏书家未必能读，读者未必能文章，而先生并是三者而能之，非近代藏书家所及。” 汪琬撰《传是楼记》，其中说徐氏藏书“部居类汇，各以其次，素标缃帙，启钥烂然”。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其纯然为学界蟊贼，煽三百年来恶风，而流毒及于今日者，莫如徐干学、汤斌、李光地、毛奇龄。” 藏书之家 徐干学还是个大藏书家。他私家藏书于“传是楼”，有藏书楼七楹，藏书甲于康熙一朝，“一时通经学古之士，如阎若璩等亦多集其门”，先收购季振宜“静思堂”大部分精品藏书，后李中麓藏书也尽归麾下，由是南北藏家之书，尽归其门下，有“传是楼藏书名甲天下”之称。江钝翁的“传是楼记”记载：徐先生召集他的子孙们上楼，对他们说：“我拿什么传给你们呢。曾经感慨为人长辈的，每每想传他们后代田地钱财，而子孙未必能累世富有；想要传给金玉珍玩宝贝而子孙们又未必能保住这些宝物；想要传给他们后代园池台榭，歌舞车马的用具而其子孙未必能世世享受娱乐；鉴于以上所言，那么我把什么传给你们呢？”徐干学用手指着这些书而高高兴兴地笑着说：“所传者唯是矣！”立即命名藏书楼为“传是楼”。藏书印有10余方，主要有“玉峰徐氏家藏”、“冠山堂”、“黄金满Y不如一经”、“昆山徐氏干学健庵藏书”、“东海”、“E园”、“健庵考藏图书”、“昆山徐氏家藏”等。此楼藏书目录《传是楼书目》4卷，以千字文为编号，不按四部分类。一字为一橱，凡56橱；收书3 900余种。每书上记卷数，下记册数。另编有《传是楼宋原本书目》，则专记所藏宋元精椠。，初印于民国四年（1915），并附有徐秉义的藏书目录《培林堂书目》。 次子徐炯，字章仲，号自强，官至刑部贵州司员外郎、直隶寻道、提学使等。继承其父藏书，有藏书印“徐仲子”、“徐章仲所读书”、“徐炯收藏秘籍”、“彭城仲子审定”等多枚，徐炯著有《五代史记补考》。第五子徐骏，亦继承传是楼藏书，有藏书楼为“清景山楼”。 据记载到了徐干学五世孙，已经隐姓埋名，家败人亡。这位五世孙，13岁就靠受雇抄书，奉养老人。他父亲每餐必喝三盅酒，欠债又怕人骂，就说书狂唱，讨得市人喜欢而不再追索欠钱。父亲死后，母亲有病而这位五世孙自己又瞎了，靠在城隍庙前唱盲词歌，养母糊口。有人问家世，这位五世孙憨笑装聋，惟恐辱没先人。等到他母亲一死，这位五世孙遂投河自尽。 人物轶事 曲意迎奉 徐干学当时深受康熙皇帝宠爱，专以奖拔读书人，发现人才为己邀名。因此常有人投其所好，在他住的绳匠胡同里租房居住，每待五更时，故意大声读书给他听，以至于当时绳匠胡同的房价高出他处几倍。徐干学权势极大，虽不亲自主试，但评考官对他言听计从。游说到他门下的人，无不登得科第。一年，有个姓杨的翰林主管顺天乡试，试前，徐干学让人送去一个名单，指令揭榜之时名单上的“名士数人不可失也”。杨某一数，名单上的人数已尽将榜额占满。榜一发出来，京师大哗，街上到处张贴出匿名揭帖。康熙闻知，亲自过问此事，徐干学派人曲意逢迎康熙帝说：“大清国初年，将美官授 *** ，都不肯接受。如今 *** 苦苦营求登科，足见人心归附，应该为此而庆贺。”康熙帝默然，此事竟然平息了。 人品有亏 徐干学是十七世纪末期朋党之争中的知名人物。他先是依附宰相明珠，反对索额图派。脱离明珠之后，他自成一个派系，与明珠的北党相抗衡。据李光地说，徐干学谲诡奸诈，是朝中的危险人物。索额图丧失权势后，徐干学又与索额图、熊赐履勾结，反对明珠。 徐干学人品欠佳，觊觎禄位，阿谀权贵明珠，史载其“登高而呼，衡文者类无不从而附之”，“游其门者无不得科第”。明珠长子纳兰容若是干学门生，康熙十一年进士，曾为徐印行《通志堂经解》，又“获巨额赂遗”。周寿昌在《思益堂日札》卷五《窃袭前人书》中说：“徐既爱其才华，复逢迎权贵……其心术行事为儒林轻蔑久矣。”又说：“窃他人书以为他人之作，斯又添一书林掌故，可哂也。”乾隆帝在《通志堂经解》补刻本的自序中说：“徐干学阿附权门，成德滥窃文誉，二人品行，本无足取。但不以人废言，故补刊齐全，订正讹谬，以臻完善”。 遭受弹劾 徐干学遭弹劾，说他收受湖广巡抚张湃贿赂，被解除官职，但是仍然留京，主持修书总裁事。诏令采购遗书，徐干学汇集宋、元两朝经解，李焘的《续通鉴长编》，以及唐朝《开元礼》等书，或者缮写或者用古本，综合这些书籍体要、条例奏进。康熙帝称善，夸奖他。他与学士张英每日侍候左右，凡有著作就是他俩的。康熙帝认为他二人学问渊博、通达，侍从称帝心意，特谕令遇到巡抚空缺，勿予推辞。不久，徐干学迁任礼部侍郎、值讲经筵。朝鲜使臣郑载嵩诉他的国王受枉，言语悖妄不羁。徐干学上疏说：他恐怕长处外藩，跋扈惯了，弹劾他言语失辞，不顺从才诉责他们国王。康熙帝看过疏奏，夸奖徐干学所说有关国体，不久，朝鲜国王上疏谢罪。 个人作品 编纂 《明史》 （奉诏） 《大清会典》 （奉诏） 《大清一统志》（奉诏） 《世祖章皇帝圣训》 （奉诏） 1687年 《太宗文皇帝圣训》（奉诏） 1687年 《通志堂经解》 1680年 《鉴古辑览》 《古文渊鉴》 64卷 著述 《澹园集》30卷、《园集》 36卷、《读礼通考》120卷、《文集》24卷、《外集》4卷、《虞浦集》《词馆集》、《碧山集》、《历代宗庙考》、《舆地备考》、《舆地纪要》、《舆地志》、《资治通鉴后编》184卷、《传是楼宋元板书目》1卷、《传是楼书目》8卷、《教习堂条约》1卷 诗作 《博兴》 《宿迁》 《赠友》 《怀汉槎在狱》 《送待御念东先生》 家族成员 舅父：顾炎武 弟弟：徐元文、徐秉义 儿子：次子徐炯，字章仲，号自强。第五子徐骏。 史籍记载 《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一·列传五十八》

徐乾学是个坏的。 徐乾学遭弹劾，说他收受湖广巡抚张湃贿赂，被解除官职，但是仍然留京，主持修书总裁事。诏令采购遗书，徐乾学汇集宋、元两朝经解，李焘的《续通鉴长编》，以及唐朝《开元礼》等书，或者缮写或者用古本，综合这些书籍体要、条例奏进。 康熙帝称善，夸奖他。他与学士张英每日侍候左右，凡有著作就是他俩的。康熙帝认为他二人学问渊博、通达，侍从称帝心意，特谕令遇到巡抚空缺，勿予推辞。 关于徐乾学的相关故事如下： 徐乾学为什么杀金？ 徐乾学被迫杀金，皇帝看他刻苦，决定给他一次机会。就把审讯重犯金文祥的案子派给了他。想考察一下他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有没有参与纷争。谁料犯人金文祥是个老奸巨猾的职场老油条。没审几句，金文祥就看出他是个职场新人。 在金文祥的连续追问下，徐乾学不但没有问到想要的信息，反被金文祥套出了他的底。徐乾学被金文祥耍地直冒冷汗，草草结束了审讯。最后，徐乾学迫于压力而杀金。 徐乾学为什么中探花？ 因为足够的优秀。徐乾学生长于学风良好的家庭之中，从小就聪明好学。他8岁就能撰写文章，顺治七年（1650），不满20岁的他曾与吴伟业、尤侗、朱彝尊等在嘉兴组织十郡大社（研究学问的学社）。23岁起，徐乾学又荣幸地进入国立最高学府-太学读书。 康熙九年（1670年），已经39岁的徐乾学参加殿试，高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被授翰林院编修，正式踏入仕途。电视剧《天下长河》中有所表述：结拜三兄弟的大哥（二位弟弟分别是高士奇与陈潢），徐乾学唯一高中探花。

您好，很高兴为您解答。徐乾学是个坏的。徐乾学遭弹劾，说他收受湖广巡抚张湃贿赂，被解除官职，但是仍然留京，主持修书总裁事。诏令采购遗书，徐乾学汇集宋、元两朝经解，李焘的《续通鉴长编》，以及唐朝《开元礼》等书，或者缮写或者用古本，综合这些书籍体要、条例奏进。康熙帝称善，夸奖他。他与学士张英每日侍候左右，凡有著作就是他俩的。康熙帝认为他二人学问渊博、通达，侍从称帝心意，特谕令遇到巡抚空缺，勿予推辞。希望我的答案能对您有所帮助。【摘要】
徐乾学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提问】
您好，很高兴为您解答。徐乾学是个坏的。徐乾学遭弹劾，说他收受湖广巡抚张湃贿赂，被解除官职，但是仍然留京，主持修书总裁事。诏令采购遗书，徐乾学汇集宋、元两朝经解，李焘的《续通鉴长编》，以及唐朝《开元礼》等书，或者缮写或者用古本，综合这些书籍体要、条例奏进。康熙帝称善，夸奖他。他与学士张英每日侍候左右，凡有著作就是他俩的。康熙帝认为他二人学问渊博、通达，侍从称帝心意，特谕令遇到巡抚空缺，勿予推辞。希望我的答案能对您有所帮助。【回答】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编制《别录》、《七略》是整理文献
郑玄为群经作注，也属整理文献
南宋的郑樵《通志·校雠略》

现代的话郑鹤声、郑鹤春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33)书中认为:文献学的基本内容是文献的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和刻印
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1982)和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1986)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专著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编制《别录》、《七略》是整理文献
郑玄为群经作注，也属整理文献
南宋的郑樵《通志·校雠略》

现代的话郑鹤声、郑鹤春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33)书中认为:文献学的基本内容是文献的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和刻印
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1982)和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1986)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专著
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解缙（永乐大典）、纪昀（四库全书）
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陈寿《三国志》，班固《汉书》，谈迁《国榷》
你应该问“中国古代有哪些史学家”：
先秦：孔子、左丘明；
汉：司马谈、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荀悦；
魏晋南北朝：陈寿、范晔、沈约、萧子显、魏收、袁宏、崔鸿、郦道元；
唐：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棻、李延寿、杜佑、刘知几；
宋：欧阳修、郑樵、李焘、李心传、徐梦莘、徐天麟、袁枢、章冲、乐史；
元：马端临；
明：王圻、宋濂、陈邦瞻；
清：毕沅、刘锦藻、谈迁、谷应泰、魏源

一． 汉代国学大师
1.司马迁：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创始人
司马迁（前145－前86），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史学家，出身累世史官之家，20岁时开始游历祖国各地，考察了许多历史古迹，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为以后《史记》的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为西汉太史令，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撰写《史记》。其著史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当他撰写《史记》时，天汉二年，因替李陵辩护，被处以腐刑。他忍受屈辱，在狱中发奋著述，终于完成了不朽著作《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卷。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结构周详的纪传体通史著作。他所创造的纪传体史书体裁，成为此后2000年编写历代正史的典范。其书内容广泛，略远详近，除了记述政治、军事、经济等外，还涉及天文、历法、礼乐、地理、思想文化、少数民族等情况，真实全面反映了数千年的历史面貌。并且开创了“论从史出”的治史方法，提倡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撰写历史著作。
《史记》贯通文史，实现了史学与文学的高度统一，奠定了我国古代历史文学特别是传记文学的坚实基础。《史记》不仅被奉为“二十四史”之首，而且被鲁迅先生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更是成为历代史家的典范。

2.许慎：中国古文字学的奠基人
许慎（约58－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东汉著名文字学家、经学家。年轻时师从古文经学大师贾逵，博览群书，当时经学大师马融赞他“五经无双许叔重”，官至太尉南阁祭酒。
自汉字创始至西汉，文字在形体、音韵、字意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前虽有李斯《仓颉篇》等书记录文字，但没有解释文字含义的著作。当时今文经学盛行，许多儒生以隶书的字形随意解释字意，与文字本意不合。许慎认为，只有准确解释了字形字意，才能正确领会经书的内容，为此，创作了《说文解字》。
《说文》收录9300余字，异体字1100余字。编撰的体例，是“分别部居”“据形系联”。收录的文字以小篆为主，同时把古文附录其中，然后再把全部文字按照部首加以分类。分出汉字的偏旁部首是许慎的首创，以后的中国字典，绝大多数采用这种方法。
该书运用了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的六书理论，分析汉字的字形字意，并且在分析形声、假借以及注明音读时又涉及字音，从而在文字、音韵、训诂三方面都有贡献。至今仍是我们阅读整理古书尤其是先秦、秦汉典籍时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又是研究篆书以前的汉字字体的中介。

3.郑玄：遍注群经、融合今古文经学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先师从著名经学博士第五元先，后师从张恭祖。于是，他既熟悉了今文经学，又熟悉了古文经学，后又拜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马融为师。
东汉时，今古文经学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每一经都有不同的流派，称为“师法”，又有数家经师，称为“家法”，令后学者无所适从。郑玄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而是打破狭隘的古今门户之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以渊博的知识遍注群经。他精通训诂、校勘，对群书进行考辩，以审定真伪。郑玄注经，开创性制定出系列的校勘原则，发展了校勘学，把训诂、考据与阐释义理很好的结合起来，成为注经的典范。郑玄的经学使得今古文融为一体，独创了新的学派——郑学。郑学的出现，使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变化，经学进入了“统一时代”。

二． 宋元国学大师
1. 郑樵：又通又专的大师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著名的文献学家。他立志读遍古今书，到而立之年已经读遍了东南各地藏书。在经学、礼乐之学、语言学、自然科学、文献学、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他一生著述宏富，有九大类共八十四种，一千余卷。流传下来的只有《尔雅注》、《通志》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通志》。
《通志》是一部“通百家之学”、“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纪传体通史，全书二百卷，分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零八卷，载记八卷，四夷传七卷，世谱、年谱四卷，二十略五十二卷，约六百万字，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二十略》。郑樵对《二十略》颇为自负；章学诚也对其推崇备至。
《二十略》是郑樵用功最深、成就最大、创新性最多的部分，在考据学、目录学、编撰学、辨伪学、文字学、音韵学上都有独立见解。如《地理略》深入探讨政治地理与自然地理的关系，总结出行政区划服从于山川形势的规律，抓住了研究历史地理的一条总纲，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代考据学家戴震的地理学说即与此有关。
郑樵是一个山林儒士，以己之力，毕其一生，融会天下学术而自成一家之言，著述千余卷，为古代国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 朱熹：发展国学的理性内核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晚号晦翁，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朱熹历经南宋四朝，为官时间很短，一生主要精力集中于学术的研讨、传授和著述。朱熹早年经常涉猎佛道学说，后又专心于儒学的研究。他是程颢、程颐“洛学”的集大成者，后世合称程朱学派。因他侨居于福建，并长期在此讲学，故朱熹之学又称“闽学”。
朱熹把“天理”视为其思想体系的内核，认为“理”的总体或最高境界是“太极”。他把理和太极看做宇宙的本源、万物的主宰；同时，把理看做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源泉，一切封建秩序和伦理道德，都是理在人间的表现。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他把天理、人欲之辩应用于人类社会，形成了“王霸”之辩的历史观。
作为学术大师，朱熹对大量的儒家经典进行过整理和义理阐释，对周敦颐以来的宋学、理学诸家的主要思想资料也进行了研究和整理，为后人探讨宋学、理学提供了方便。朱熹的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著作《四书章句集注》在明清时成为读书人启蒙的必读之书，与五经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其他主要著作有《伊洛渊源录》等。

3. 马端临：通释古代典章制度
马端临（1254—1323），字贵舆，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马端临早年师从朱熹学派的曹泾，深受其影响，宋亡，隐居不仕，历二十余年专心著述《文献通考》。后迫于元朝的压力，出任慈山、柯山书院院长等职。
马端临早年就有志于“缀辑”，准备撰写历史巨著，因此，注重学问的积累和材料的收集整理。他认为史学家应当有“会通”的观点，应当成为融会贯通古今“典章经制”与“理乱兴衰”的“通儒”，认为只有通史才能反映朝代更替的历史规律，因此，他特别推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等，而不满《汉书》。他以《通典》为蓝本，积二十余年之功，重修了一部记述我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取名《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包括二十四门，三百八十四卷，其中十九门仿《通典》。其余五门全部由他收集新材料写成。
《文献通考》除了记述了上至黄帝下迄宋宁宗的重要政治、经济改革外，为了抒发亡国之痛，对宋代的典章制度记述最详细、用功最深，对历代王朝盛衰的原因论述也较详。《文献通考》后，出现了不少续作，如明代的《续文献通考》等，可见其影响之大。

三． 明清国学大师
1． 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因故居有座园林名“亭林”，故后世称他为亭林先生，是明清之际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的杰出学者。
顾炎武早年就确立了经世致用的学术志向。明亡清兴之际，他投入抗清斗争之中，抗清失败，仍与反清力量保持联系，屡次拒绝朝廷征召，体现了崇高的道德风范与民族气节。四十五岁后，眼看复明大势已去，便离开江南，只身北游，开始了在北方二十五年的辗转游历生涯。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各省，考察山川，拜师访友，搜集图书，发奋进行学术研究，集中精力撰写他的代表作《日知录》。
顾炎武一生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著述十分宏富，流传下来的近五十种，涉及经学、史学、音韵文字、金石考古学等，取得了卓越成就。《日知录》为其代表作，荟萃了他平生所学，是开启一代学风的巨著。《音学五书》是他的另一代表作。顾炎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为数不多的“通儒”之一，不仅成就了博大的学问，而且具有峻洁的志趣、崇高的操守，其学问与人格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2.惠栋：考据学的吴派代表
惠栋（1697—1758），字定宇、松崖，江苏元和（今苏州市吴县）人，经学大师，乾嘉考据学“吴派”的代表人物。惠栋继承家学传统，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一生治经以汉儒为宗，以昌明汉学为己任，尤其精通汉代《易》学。
他认为范晔《后汉书》存在不少缺漏遗误，后世注释又多错误，于是就从《初学记》等各类古籍中，辑录东汉诸史佚文，将补遗和校注结合起来，撰写《后汉书补注》，开吴派学者重视史学之先河。又撰写《松崖笔记》，是一部集中的综合考据之作，体现了惠栋长于考证的特点。该书取诸子百家、象纬、六书、训诂、方言、风俗、姓氏、文字、算数之学，考证经传及注疏，创获颇多，为后学者指出了一条新的治学之路。
惠栋受业弟子中的知名学者有江声等。王鸣盛、钱大昕、戴震等皆曾从惠栋问学，可见他在当时影响之大。

3.戴震：义理与考据的贯通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今安徽休宁县）人，清代考据学家。自幼勤奋好学，博闻强记。十八岁时就教于著名学者江永，学习经学、声韵学和天文学。二十二岁时写成《策算》，二十四岁时写成《考工记图》，三十岁到三十三岁之间，写成著作《屈原赋注》、《诗补传》、《勾股割圜记》等。三十三岁时入京师，结识王鸣盛等学者。三十四岁时在吏部尚书王安国家做私塾先生，教授其子王念孙。四十一岁时，段玉裁拜师于他。王念孙、段玉裁是他的两个最著名弟子，后来都成为大学者。五十一岁时入四库全书馆任编修。
戴震是清代考据学的集大成者。他在文字、音韵、训诂、典制、古天文历算及古地理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上，都成就卓著，创建颇多。他研究整理古籍，以经书为主，从考据入手，注意字意辨析，认为要根据字的“六书”来考察文字在经籍中实际运用的情况。在以字音辨析字义方面的研究上，其精确程度，很少有人能出其右。他主张把义理与考据结合起来，而又以义理为根本。戴震的义理之学，最著名的成果是《原善》与《孟子字意疏证》，通过关键字词的字义疏证，揭示其中的义理。


4.章学诚：经史贯通，独立思考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博览群书，拜朱筠为师，并结识了戴震等学界名流，与他们切磋学问，眼界大开。他与世俗不合，不愿做官，应朋友之邀，先后在一些书院讲学和编修地方志。后在湖广总督毕沅幕中，编修《湖北通志》等。章学诚数十年奔走大江南北，居无定所，却孜孜不倦，致力于学术。去世前一年，仍在修改学术专著《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一生学术思想的结晶，系统论述了古今学术宗旨、源流以及古籍目录体例。他在书中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著名的“六经皆史”，打破了儒家经典至高无上的地位。唐代刘知几提出史家应具备才、学、识，他则强调史家还要具备史德、文德，要求史家端正心术，写史做到忠于客观事实，善恶褒贬，务求公正。他认为史家应该戒名利心，学须博而能约。他坚持史学要“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的“宋学”和专务考据的“汉学”，反对只知考据的学术。
另外，他撰修过《湖北通志》等地方志，撰写了《方志略例》等方志学著作，提出了“志属信史”的主张，对地方志书的性质、源流、作用、体例和编撰方法提出了一套完整看法，使方志学成为专门学问。


四． 现代国学大师
1.章太炎：民国时期讲论国学的大家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后改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的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师从俞樾研习经学、史学、小学，后又研究佛学和子书。曾被清政府逮捕入狱，狱中三年，钻研佛学，特别是唯识论和因明学。后在日本和中国各地讲论国学，影响很大。
章太炎注重国学的传授，力主古文经，先后在日本、苏州讲学。著有《国故论衡》、《国学演讲录》，以文言文书写。在苏州有国学讲习会，从学者七十余人。章太炎治学严谨，提倡学有所据，语有确证，广征材料，以求明辩。
章太炎精通文字、音韵、训诂学，对于国学的各个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诣。在音韵学上成就尤大。他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语音学的知识，将其运用到古音韵的研究上，修正了王念孙的古韵分部，定古音为23部，用汉字描写古韵的音值，确定古声母为21个，创造《成均图》，旨在解释文字的转注、假借与孳乳现象。
《国故论衡》是其重要著作，胡适认为该书是两千年来中国可称得上“著作”的几部书之一。《文始》则是我国汉语史上第一部理论、方法、体例都粗具规模的语源学著作。在经史方面，章太炎对儒家经籍、先秦诸子以及史书都做了大量精深的研究。对清代的考据学，他也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指出了其中的不足。
主要著述见于《章氏丛书》。

2.刘师培：生命短暂，著述惊人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又名光汉，江苏仪征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出身于一个有名的经学世家。刘师培少有才名，博览群书，精通经、史、子、集四部。1917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与黄侃等成立“国故月刊社”，弘扬国学。
刘师培继承家学，又兼采扬州诸儒的治学之长，加之西学造诣颇深，使得他的治学视角新颖，视野开阔，学术观点多有创新。他治学不分汉、宋、古、今，不立门户，主张治学贵“通”。他对于《左传》《尚书》《诗经》的研究以及先秦诸子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刘师培生命虽短暂，但著作颇丰，关于经学以及小学22种，论学术及文辞13种，群书校注24种，诗文集4种，学校教本6种，共计74种之多，被称为“著述之盛，并世所罕见。”
著作主要收录在《刘申叔先生遗书》。

3.王国维：学贯中西的天才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在史学、文学、美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都成就卓著。
王国维早年学习英文、日文，接触新学，学习尼采、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西方哲学，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早期主要研究中国戏曲史和词曲，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对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都有专精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工作。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也留下了难解之谜。
王国维学贯中西，能将西方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与中国国学的考据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做到了治学严谨，考证精湛，并获得了超越前人的真知灼见。特别是他首创的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的“二重证据法”，已经成为后人研究古史普遍采用的科学方法。在他的学术成果中，以史学成就最大，郭沫若称他为近代新史学的开山者。
王国维生前著作六十余种，主要收录在《静安文集》《观堂集林》中。

4.陈寅恪：由西学研究中国古代学术的大师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家庭环境熏陶下，从小广泛阅读经、史、子、集各部典籍。曾到日本、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留学，学习西方学术各方面的知识，能阅读蒙、藏、日、梵、英、法、德和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的文献。1925年归国，清华大学改制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0年后，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等职。1945年应牛津大学之聘，赴英国任教，治疗眼疾。1947年返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
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掌握了西方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加之精通多种语言，使他成为学贯中西、学识渊博的学者。其研究领域以史学为主，而又涉及文学、哲学、宗教学、民族学、古文字学等诸多学科。他能充分占有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发前人所未发，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提出独到的学术见解。运用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史料进行穷本溯源的确切考证，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以求得历史的真相。由于精密而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他的考证成就超越了乾嘉学者。他对佛经的翻译、校勘、解释，对音韵学等课题的研究均卓有建树。他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并为此门新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著作，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途径。他的专著《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是“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典范。他的博学令人赞叹。
全部著作收在《陈寅恪集》中。

5.张舜徽：自学成才的博通大师
张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县（今沅江市）人，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在父亲的引导下致力于自学，学习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后涉猎经学，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功底。17岁时，出游巡师访友，结识了不少通人硕学。
张舜徽在湖南学风的影响下，在国学研究上具备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在湖南任教期间，他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读殿本二十四史，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全史校读完毕，写了几十本厚厚的札记。
凭着深厚的根基，张先生博涉广营，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都有不少创获。三十岁时，他发表了第一部专著《广校雠略》。此后著述不辍，到去世时，专著出版二十多部，共计八百多万字。
张先生一生勤于著述，他治学严格，遵循国学的路数，以小学、经学为基石，进而博治各部。其中的许多学术成果开一代学术风气之先。如《中国古代史籍举要》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本史籍举要的著作。全书分门别类对多种史籍做了提要钩玄的点评，同时指点了读史门径和研究方法，多有独到的真知灼见。
《中国文献学》是张先生七十岁时的著作。分十二编、六十章，这部书不仅是文献学史的叙述，也不仅是文献基本知识的介绍，而重在论证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总结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阐述历代校雠学家和清代考证家整理文献的业绩，提出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以及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这部书开拓了现代广义历史文献学的新路径，奠定了现代历史文献学的理论框架，历史文献学这一学科就是由张先生首倡设立的。
张先生的学术重点在清代，如《清人文集别录》是一部叙录之作；《清人笔记条辨》是《别录》的姊妹篇；《清儒学记》是一部有关清代大学者的学术成就的总结之作；《清代扬州学记》对扬州学派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此外，他对宋代、清代的书籍也是广泛阅读，博闻强记。在20世纪，像他这样博览群书，特别是对清代文献下了很深功夫的学者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