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萧衍

　　经史 　　在学术上， 萧衍 以经学、史学的研究为卓着。在经学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天监十一年（512年），又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在史学方面，他不满《汉书》等断代史的写法，认为那是割断了历史，因而主持编撰了六百卷的《通史》，并“躬制赞序”。他对此书颇为自负，曾对臣下说：“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可惜，此书到宋朝时即已失传，这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萧衍 最大的着述是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五经义注讲疏等共有二百卷，赞、序、诏、诰、铭、诔、箴、颂、笺，奏等文共一百二十卷 　　萧衍又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着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着作。对道教学说，他也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儒家的“礼”、道家的“无”和佛教的涅盘、“因果报应”揉合在一起，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佛教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诗文 　　萧衍的诗赋文才，也有过人之处。齐武帝永明年间（485年—493年），诗坛创作风气大盛，很多文人学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周围，各逞其能，施展他们的诗歌创作才华。在这些文人学士中，比较着名的有八位，如谢x、沈约、任f、范云等人，时人称之为“竟陵八友”。萧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建梁称帝后，他素性不减，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他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 　　萧衍现存诗歌有80多首，按其内容、题材可大致分为四类：言情诗、谈禅悟道诗、宴游赠答诗、咏物诗。萧衍的言情诗集中在新乐府辞中，又称拟乐府诗，数量几乎占了其全部诗作的一半。乐府是古代专门掌管音乐的官署。据学者研究，至迟在周代便设有乐官，称为大司乐，以乐府为音乐官署的名称，则始于秦。到了汉代，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职。汉武帝时，乐府的性质和规模与以前有很大不同。那时，乐府除制作乐章、训练乐工之外，还广泛采集民间歌谣配乐演唱。凡由乐府机构制作和采集的歌辞，以及文人以乐府题写作的诗，后世皆称为“乐府诗”或“乐府”。其中，民歌是乐府诗中最有生气的部分。 　　魏晋时，乐府停止了采集民歌的工作，当时的乐府诗也出现了日趋雅化的倾向。到了南朝，江南新异风格的民歌再次受到了上层社会的重视，通过乐府机构的采集、演唱，对文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江南民歌言情的题材、内容，及其纤弱绮丽的风格特点，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对声色的爱好，因而被广泛模拟创作。 　　萧衍任雍州刺史驻居襄阳时，就非常喜好当地的民歌，他的许多拟乐府诗，如《芳树》《有所思》《临高台》等，便是在此时创作出来的。即使在称帝以后，萧衍对乐府诗的兴趣也仍然不减当年。在天监十一年（512年），他亲自动手改西曲（南朝乐府民歌分为吴歌和西曲两大部分。前者产生于建康周围，此地相袭称为吴地，故其民间歌曲称为吴歌；后者产生于江、汉流域的荆、郢、樊、邓几个主要地区，是南朝西部军事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故其民间歌曲称为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见其爱好沉迷的程度。 　　和乐府民歌一样，萧衍的乐府拟作也是情歌，主要以女性为咏唱对象。他的大多数诗作都是描摹女子对爱情的殷盼，为离别相思所苦的情态，感情缠绵，风格绮丽，语言平易，具有浓郁的江南民歌风味。如“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君志固有在，妾驱乃无依。”（《子夜四时歌。冬歌》）；“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襄阳蹋铜蹄歌》）等。郑振铎先生认为，“萧衍新乐府辞最为娇艳可爱”。此话确有一定的道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萧衍的七言诗。萧衍有十余首乐府诗是用七言歌行的体裁写的，如《河中之水歌》《江南弄》《东飞伯劳歌》等。其中以《东飞伯劳歌》最为着名：“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谁家女儿对门居，开颜法艳照里闾。南窗北ü颐鞴猓幄帷绮帐脂粉香。女儿年几十五六，窈窕无双颜如玉。三春已暮花从风，空留可怜与谁同。”七言体诗歌的创作始于魏文帝曹丕，他的《燕歌行》是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此后，宋、齐时鲍照、汤惠林、释宝月等人也间有此类作品问世，但影响不大。到了萧衍，七言诗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曹丕的《燕歌行》虽然是开山之作，但全诗逐句押韵，未免显得单调，缺乏婉转咏叹的情趣。 梁武帝 的七言体诗平、仄韵互换，抑扬起伏，颇具独创性。其后，仿效者四起，其子萧纲（梁简文帝）、萧绎（梁元帝），大臣沈约、吴均等，都有七言诗的创作。到陈朝时，七言诗的句式、结构更趋完美，韵律也更加和谐多姿。后来，唐朝的李白、杜甫、高适等人创造性地运用这一诗体写出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诗篇，七言体诗更为发展。萧衍等人的开拓之功是不容抹煞的。 　　萧衍的谈禅悟道诗的数量仅次于其乐府诗。他早年信道，晚年佞佛，他所撰写的谈禅悟道诗是其信道佞佛的自我写照。这些诗，如同宗教哲学箴言，十分乏味，没有什么艺术可言。 　　萧衍的第三类诗是宴游赠答诗，内容较前两类诗复杂。这里有表现宗教哲理、宣扬佛教思想、规劝臣下信奉佛教之作，如《游钟山大爱敬寺》、《觉新意赠江革》等；有巡幸记游、描绘景物之作，如《首夏泛天池诗》、《登北顾楼》、《天安寺疏圃堂》等；有送别诗，如《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等。这类诗不乏上乘之作，如“舟楫互客与，藻苹相推移。碧池红菡萏，白沙青涟漪；新波拂旧石，残花落故枝；叶软风易出，草密路难披。薄游朱明节，泛漾天渊池。”（《首夏泛天池诗》）该诗画面景物鲜明，色彩绚丽多彩，读来颇有韵味。再如：“兰华时未晏，举袂徒离忧，…誊言无歇绪，深情附还流。”（《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写友人将别时深沉真挚的眷恋之情，也是赠别诗中较好的作品。 　　萧衍的第四类诗是咏物诗，如《咏舞诗》《咏烛诗》《咏笔诗》等。这类诗虽穷力追新，但内容浅薄，可足称道者甚少。 　　他的《赠逸民十一》：“如垄生木，木有异心。如林鸣鸟，鸟有殊音。如江游鱼，鱼有浮沉。岩岩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见，理相难寻。”此诗以树木异心、飞鸟殊音、游鱼浮沉、山高水深难以知晓的某些不可思议之处，来说明世间事物的本质、规律实在是难以寻求。 　　后世文人对齐梁诗总的评价不高，大都以为其“嘲风月，弄花草”（白居易语），“风云气少，儿女情多”。齐梁诗人缺乏匡世救时的崇高理想，也缺乏严肃认真的社会责任心，因此反映社会现实及言志述怀之作便不多见，充斥当时文坛的是大量的山水、咏物、艳情之诗。萧衍的诗歌从题材、内容、风格诸方面来说，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齐梁诗歌的特点。这当然与他即位前漫长优裕的贵族生活环境不无关系。他虽然是一个开国创业之君，但即位前已官居高位，养尊处优，并未受过太多的打击；其灭齐建梁，也只经历过一年多的时间，而且非常顺利。所以，萧衍的诗歌中多“儿女情语”、“神仙道气”，少“风云之气”，少言志述怀、积极进取之作，也就不奇怪了。 　　由于萧衍雅好诗文，大臣们纷纷效仿，甚至连赳赳武夫也能偶尔吟出几句好诗来。天监六年（507年），梁将曹景宗和韦睿在徐州大败魏军。班师回朝后，萧衍在华光殿举行宴会，为他们庆功。在宴饮中，君臣连句赋诗。鉴于曹景宗不善诗文，怕他赋不出诗来难堪，负责安排诗韵的尚书左仆射沈约便没有分给他诗韵。曹景宗深感不平，坚决要求步韵赋诗。萧衍对曹景宗这种不甘人后的性格早有了解，于是安慰他说：“将军是一位出众的人才，何必在乎作一首诗呢！”当时曹景宗已经有一些醉意，就乘酒兴再三固请。萧衍不愿再扫他的兴，便命沈约分给他诗韵。这时诗韵差不多已经分完，只剩下“竞”、“病”二字。在这种局限之下要按韵赋诗是很困难的。可是曹景宗只是稍微想了一会儿，便提笔赋出一首诗：“去时女儿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诗写得自然流畅，而且非常切合眼前凯旋庆功的实际。此诗一出，语惊四座，文人们自叹弗如，连萧衍也感叹不已，特命史官记入国史。 　　在萧衍的影响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南史》作者李延寿评价说：“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这句话颇能反映当时的实际。 　　音乐 　　萧衍对音乐也颇有研究，他创制了许多新歌。《隋书·音乐志》上说：萧衍“既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如“鼓吹，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廷用十六曲”，萧衍“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时也。更创新歌，以述功德”。 　　萧衍创制了不少颂扬佛教的歌曲，如“制《善哉》《大乐》《大欢》《大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砖》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 　　萧衍重视礼乐。他素善钟律，曾创制准音器四具，名曰“通”。每通三弦，以推月气。又制十二笛和十二律相应。每律各配编钟、编磬，丰富了我国传统器乐的表现能力。 　　绘画 　　萧衍很喜欢绘画，尤善画花鸟与走兽。着名画家张僧繇善于写貌，颇受萧衍赏识。当时，萧衍诸子多出镇外州，萧衍常常想念他们，便命张僧繇前往各州郡去画诸子之像，悬于居室之中，萧衍见图如见其子，思念顿减。萧衍信佛，在位时建造了很多佛院寺塔，也都命张僧繇作画。 　　书法 　　萧衍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可以在古代善书的帝王中排上前几位。即使抛却他的帝王身份，以一个书法家的标准来评判他的字，也自有其可观之处。萧衍当时常与陶弘景探讨书法上的话题，陶弘景擅长行草书，师法钟繇、王羲之。二者间的对话被整理为《与梁武帝论书启》流传于后世，成为书法史上的经典典籍之一。同时萧衍还是历史上第一个大力推崇王羲之书法成就的帝王，而在此之前王羲之的声名往往被其子王献之所掩。也因为他的推崇，从那时的梁朝起，兴起了第一波学习“大王”书法的风潮。同时萧衍还留下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答陶隐居论书》、《古今书人优劣评》，四部书法理论着作，都是历代书法理论典籍中的精品。 成就梁武帝

梁武帝萧衍，字叔达，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建立者，庙号高祖，谥号“武"。萧衍在位时间达四十八年，他的一生几乎就是梁一代，既是开国之君，也差不多在亡在他手里，死于八十六岁，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高寿皇帝 纵观武帝的一生，其实很难相信这是一个人，英武，聪明，驭下之能，卓越的政治才华，文史兼通，贪小利，妇人之仁，迷信佛教，有成就志骄意满，无远见，这些都是他的标签。 武帝出生于南朝门阀兰陵萧家，幼时便受到良好教育，史书记载其年轻时样样精通，还曾是"竟陵八友"之一(谢朓也是) ，后来从政，凭借家世和才华，做到给事黄门待郎。在之后，他帮助齐明帝夺位，也因其帮助之功，地位迅速上升。又在之后与北魏作战中获胜，升为中庶子。齐攻雍州战败后，齐明帝令其主持雍州的防务，任雍州刺史，他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明帝之后，其子萧宝卷(恋足那货)，好逸乐好杀，国事荒废，还两次要杀萧衍，萧衍起兵，另立皇帝，后又废帝自立为帝，国号梁。 梁武帝一刚上任还不错，做了好几件事，首先他虽处于世族高门，但他大力提拔寒门子弟，吸引了不少人才，如沈约、范云都还不错。其次，它为儒家五礼做注，对儒家学说进行弘扬。然后在他的任内，出现了南朝著名将领陈庆之，并在北魏内乱时轻骑入洛，虽说又被打回来了，但是确实在军事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而且在梁是南朝文学最昌盛时期，比如说他的儿子昭明太子萧统，他的《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还有《文心雕龙》《玉台新咏》等著名著作。而且在执政的前期，每天早上五更起床批阅奏折，从来不缺朝会，勤勤恳恳。所以，在其执政前20年左右，国家保持稳定发展，国力逐渐强盛，人民生活也日益提高，可以说是不小的成就。 但是，萧衍干的时间太长了，随着国家的繁荣，武帝逐渐志得意满。比较著名的就是佞佛，梁武帝信佛高峰时，请建康一城就将近五百寺，大量的寺庙建立，极大的占用了劳动人口和社会财富，加重了社会的经济负担，同时还助长奢靡之风。随着礼佛之风愈加盛行和梁武帝宠信奸臣朱异等人，梁朝政治逐渐腐败，风气萎靡，社会贫富更加悬殊，国力大衰。 那时候一个叛将的出现彻底将梁朝终结，东魏河南王候景。侯景因高氏猜忌，转投梁武帝，梁武帝在意候景那一片地方，收纳了他。结果收了他之后什么也没有得到，还把自己的军队赔上去一大批，自己的草包侄子也被俘了。东魏与梁议和，北齐提出放回俘虏，以侯景交换。之后侯景写信诈了梁武帝一下，梁武帝的回复让侯景十分害怕，梁武帝可以为了那个废物侄子，把他卖了。所以，侯景反了。梁朝的部队已经十分差劲了，侯景又是勇将，所以很快就把建康攻破了，并俘虏了武帝。武帝这时候表现的也与常人不同，随便候景控制，但侯景的要求常常不予理会，候景把武帝给杀了，武帝死后没多久，梁朝就亡了。 对于他的评价，我只能说，谁有英明之举，却非英明之主。老而昏也。

关于梁武帝，其实个人是不讨厌的，后世人要通过梁武帝吸取经验教训。梁武帝登基之初，勤勤恳恳，常年每天很早起床处理政务，从不懈怠。清正廉洁，重视人才，奖惩分明。在梁武帝的统治下，国民经济繁荣。 梁武帝最初主张佛教是因为认识到佛教有利于统治，忠孝思想可以得到尊重。所以经常邀请高僧到皇宫讲学。为了以身作则，自己还连续几年每天吃素，穿布衣，盖被子破了也舍不得扔掉。梁武帝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系列行动来影响老百姓，让每个人都能安分守己，不做各种坏事。梁武帝佛教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统治期间政权稳定，人口大量增加。 但是到了后期，梁武帝完全沉浸在佛教中，社会矛盾激化。梁武帝早年没有孩子，过继了侄子萧正德。后来，梁武帝有了自己的儿子，萧正德被封为西丰侯。萧正德愤怒不满，于是勾结小人侯景发动叛乱。叛军袭击了健康城，锁住了宫城，并把武湖水引到了宫城内，将梁武帝锁在了皇宫里。没有人在梁武帝身边，最后梁武帝活活饿死在自己的宫里。 关于梁武帝萧衍饿死宫中，自己要承担很大责任。梁武帝萧衍对于佛教的过度崇拜、不理朝政导致国家治理混乱，国库亏空，对百姓加重赋税，最终被百姓推翻。 所以，一个政权的稳固靠的是人民，民心所向，国家才能繁荣昌盛，民心背离，国家必将走向灭亡。梁武帝萧衍可以崇尚佛教，但不应该将信仰问题放在第一位，而忽略了朝政，忽略了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梁武帝可以将信仰和治国合理安排，应该会成为一个好皇帝，也会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戴。

他博学能文，精通音乐、书法，在年轻时曾与谢眺、沈约等名士一起被誉为“竟陵八友”，是当时文化界的名人。登上帝位后，他在执政前期曾创造了良好的业绩。他矫正前朝的诸种弊端，鼓励学术，减轻人民负担，勤政爱民，虚心倾听民间的呼声，使国家一度政局稳定，国库充足，文化繁荣。这样的好皇帝想必会很有一番作为，必然能够造福百姓令国祚绵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身为皇帝的萧衍最后居然被活活饿死，个中缘由还请听笔者一一道来。


一、舍身寺院一心向佛

不知从何时开始，也不知由何事发端，信奉道教的梁武帝居然转投佛门，坚定而执着。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近乎苦行僧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据史书记载，他是一位彻底的素食主义者，在重大的祭祀和宴会场合也禁止食肉，甚至每天只吃一顿粗米饭；他穿的是布衣，床上挂的是用木棉做的黑帐子，被子几年才更换一次；他还不饮酒、不听音乐、不近女色，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俭朴的皇帝。

到了后来，这位皇帝在宗教信仰方面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作为一名狂热的佛教徒，梁武帝在位期间花费大量公款，兴建了大量佛寺。公元519年，他在寺院受菩萨戒，从此被称为“菩萨皇帝”。更荒唐的是，为了显示自己对佛祖的虔诚，公元527年，身为一国之君的梁武帝到同泰寺做法事时，竟突发奇想地宣称要舍身于此，甘为寺奴。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为了让他赶紧回宫，群臣只好按他的旨意筹集了一万万钱将他“赎”回。四天后，心满意足的梁武帝才还俗返朝。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将国家大事视同儿戏的他后来又曾三次上演了同样的闹剧，逼得大臣们只好每次都花费一万万钱为他赎身。

二、纵容亲小无法度

在梁武帝所处的时代，很多王朝都发生过皇室内部骨肉相残、导致国破家亡的悲剧。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头顶“菩萨皇帝”光环的梁武帝决心以一种非常“另类”的方式维系皇室的团结。于是，他对皇室成员处处纵容，即使这些人威胁到自己的身家性命，他也格外宽容，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梁武帝有个六弟叫萧宏，被封为临川王，腐败堕落、无恶不作，但因受到皇帝哥哥的娇纵，却总能逃脱惩罚。公元506年，梁武帝派萧宏率军与魏国打仗，由于萧宏的临阵退缩，梁军惨败。梁武帝竟没有丝毫责备他，反而体贴入微地安慰他，并在一年后对其加官进爵。萧宏有个小舅子叫吴法寿，仗着自己是临川王的内弟，到处横行不法。有一次，吴法寿因抢夺民财并持械杀人而受到官府通缉，萧宏公开出面包庇。官司打到梁武帝那里，有大臣强烈要求追究萧宏的责任，梁武帝当时虽被迫罢免了他的官职，但很快又将其官复原职。

由于长期受到纵容，萧宏有恃无恐，竟异想天开地做起帝王梦来。公元518年，萧宏听说梁武帝将要到建康城郊的光宅寺举行佛事，便派人埋伏在必经之路准备行刺。不料事前被人告发，被捕的刺客当即供出幕后策划者萧宏。梁武帝派人叫来萧宏，然后眼泪汪汪地对这位要害自己的凶犯讲起了大道理：“我虽然时刻害怕被人推翻，却从未怀疑过骨肉至亲，没想到你却打朕的主意！我并不是不能像别的皇帝那样处置你，只是因为你愚昧无知，才特加怜悯；而你却不感恩戴德，竟做非分之想，真是太无人性了！”当萧宏跪地求饶后，梁武帝仅仅罢免了他的官职，令其闭门思过。

不久后，梁武帝听手下报告说萧宏又有谋反的迹象，便赶紧带着亲信去打探。原来，萧宏在为官期间曾大肆盘剥，并将搜刮来的财宝都秘密存放在近百间库房里，因此有人怀疑里面藏的都是兵器。有一天，梁武帝借口来萧宏家饮酒。酒过三巡后，梁武帝提出要看看萧宏的库房，不等回答便起身向库房走去。打开库房后，只见里面堆满了制钱，梁武帝等人粗略地估算了一下，竟有三亿万以上。做贼心虚的萧宏以为贪污勒索的罪行败露，非常惶恐。谁知梁武帝见状反而笑着对他说：“阿六，你可真会营生啊，家当不小！”随后又拉着萧宏的手回去接着喝酒。经过这次突击搜查，梁武帝觉得萧宏只知道囤积私财，并无政治野心，于是又下令恢复了他的官爵。这件事传出后，许多王公贵族看到贪财聚敛的萧宏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备受信任，也纷纷仿效他的行为，使梁朝的吏治迅速败坏。

三、用侯景饿死台城

公元547年，东魏朝的大将侯景前来投降。当时各国都知道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因此都不接纳他。当走投无路的侯景前来南梁投靠时，贪图小利的梁武帝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执意接纳了他，并封其为大将军、河南王。不久，为了解救被东魏俘虏的另一位侄儿萧渊明，梁武帝准备与东魏讲和。侯景听到这一消息后，为求自保，便立刻举兵反叛。

面对汹涌而来的叛军，糊涂的梁武帝竟派萧正德到前线统帅军队。两军对垒后，侯景派人诱骗萧正德说，只要他肯做内应，在推翻梁武帝之后，就拥戴其为皇帝。于是萧正德秘密派了几十艘大船，帮助侯景的叛军渡过长江，还亲自带领叛军渡过秦淮河，可惜他没等美梦成真便被侯景杀死。侯景攻入建康后，将梁武帝居住的台城包围起来。而那些平日受到梁武帝娇纵的王公贵族，尽管手下有几十万兵马，却都袖手旁观。直到这时，梁武帝才如梦方醒，大骂那些不忠不孝的子孙，可惜悔之已晚。

被围困在台城后，梁武帝缺吃少穿，加之年事已高，最后竟被活活饿死，享年86岁而不得善终，真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这位皇帝的“菩萨心肠”，也成为了历史中的千年笑柄。